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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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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8-02-13 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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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克于1942年10月在克拉科夫讲话时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些措施的目的首先就是要使司法工作从于德国的利益。他说,设置一德国的司法制度,就使德国人可以把总督辖区内对他们重要的问题由德国法官审理,并可以把他们的事务委托给德国律师和公证人办理。总督辖区的德国人都要遵守德国的婚姻法和有关个人的法律。商业企业可以据德国法律开办。可是同时(弗朗克说),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按照久经考验的德国法理学原则为德国人和国外出生的人建立一司法制度,特别是要确保……当地的司法工作可以据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通过悠久的传统和惯例发展起来的原则稳健地存在下去”。

鉴于以苏联统治的地区缺乏令人意的地方司法机关,德国司法制度不得不承担起较大的责任。虽然如此,罗森贝格为东方占领区安排的司法制度却远没有弗朗克在总督辖区推行的制度那么狂妄。可是它的基本原则却几乎是相同的。通过1941年12月19发布的一项命令,罗森贝格在每一德国专员的驻地(即在鲁夫内/PGN0221.TXT/PGN>和里加)设立了一个德国高级法院,在每一常务专员的驻地(即:在乌克兰的卢茨克、基辅、托米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和美利托波尔,以及在奥斯兰的考那斯、里加、雷瓦尔和明斯克)设立了一个德国法院。在民事方面,德国法院有权审理其他占领区德国法院承143办的那类案件。然而,在刑事方面,它们可以审理“所有的案件,只要这些案件不是明确地划归另一法院管辖的”。正象官方的法律评注中当时指出的那样,这意味着德国法院在刑事方面的权限并无限制——也就是说,它们既可以审理在其他地区通常是由当地法院承办的所有非德国人的案件,甚至也可以审理只涉及当地罪犯的次要罪行。尽管如此,没有多久,在情况许可的地方,实际上还是有必要把那些不涉及德国人或德国利益的刑事案件由当地司法机关审判。拿波罗的海三个区来说,这是通过1942年2月和3月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付诸实行的。结果,这些地区的当地司法机关得同总督辖区的司法机关很相似:这就是说,每一地区有其上诉法院、低级法院和治安法官。但是来,随着地方“自治政府”的恢复,地方当局取得了一些刑事裁判权——例如,有权惩罚不作主义者和抗拒兵役的人等。这种情况在总督辖区是没有的。另一方面,在俄斯地区,地方当局参加司法工作仍然只限于地区法院和治安法院,它们只能办理一些不大的案件。这些地区法院显然是参阅迈尔编,O.II.A2,3,4。

由“从沙皇时代的法官”主持的,它们在刑事案件上运用德国刑法,并据当地情况作必要的修改,但是在民事案件方面,显然还可以使用“布尔什维克时代以的旧法律”。

在德国专员管辖下的乌克兰,严格他说,当地并没有什么法院,尽管据德国专员科赫于1942年5月8发布的一命令,非耳曼人所犯的情节较的罪行可以由乌克兰籍陪审推事据德国法律审理。这些陪审推事被说成是区专员的“代表”,由常务专员据区专员的推荐任命。他们有权判处罪犯达两年的徒刑和高达一万银卢布的罚金。他们在刑法方面相当于1942年3月科赫委派的仲裁人。这些仲裁人有权审判涉及波兰和苏联公民的案情较、不属于德国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但是,所有关于结婚、离婚、监护、财产和专利权的案件一概归德国法院审理,因此乌克兰仲裁人的权限实144际上仍然是很有限的。

第五节警察与行政军事法

和特别法占领区德国司法工作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遇到抵抗运恫狮将广泛发展,以致法院无法应付时,就利用所谓“地方急状”去加速和加强德国刑法的威慑效果。这种地方急状一经宣布,刑事方面的裁判权大部分立即移给了专门成立起来的军事法。德国代表成立的这种军事法,在许多方面相当于德国武装部队设立的军事法,只不过它们不属于武装部队。它们由卫队和警察官员,甚至还由德国民政机关的代表主持。它们的司法程序是即决的,旨在立即作出判决。被告不准有辩护人,除判处刑外,通常的惩罚是把有罪的人直接给盖世太保。虽然案件可以被撤销,或给其他法院去审理,但是军事法的判决是不能要上诉的。导致这种法急状,一般说来时间极短,尽管处理的案件数目通常总相当多,而刑判决的比例往往也非常大。在西欧占领区,宣布入地方急状到1942年底已经成为对付有组织的抵抗运的惯用手段了。在挪威,特博文就采用了这种手段去破怀1941年9月初奥斯陆发生的罢工。在保护国,海德里希于1941年9月到达,立即宣布当地急状来在1942年5 月他被暗杀,又宣布急状。在卢森堡,为了应付人民对实行征兵制的反抗,德国人于1942年8月也145曾宣布当地急状。在荷兰,通过1941年实施的所谓“军事行政管制法”,一种类似于“地方急状”的急状条例已经制定出来了。来,据同年3月19的一项法令,海牙的德国高级法院取得了“据在德国本土设立的特别法的程序”,行使军事法职务的权利。1943年1月,“行政军事管制怯”又改为“警察军事管制法”,万一发生褒恫和混时,立即可以施行。同时,对“警察军事法”也作出了规定:由一个受过司法训练的卫队头目和两名协助他的卫队或警察官员联组成,行使军事法的职权。5 月里,德国当局实施了一种“警察军事管制”

(相当于其他地区所实行的地方急状)以应付荷兰的罢工。

在总督辖区和东方占领区,不论是否正式宣布急状,都成立了军事法。弗朗克在1939年10月31的法令中作了原则的规定:在总督辖区,一切褒利行为和煽反抗德国人的行为,一概应由这种法厅浸行审判。这种法由一个保安警察团或营,或由一个保安警察特遣队队同“该单位的两名官员”组成。这项原则也适用于东方并区和东方占领区。在并区,对德国当局犯有褒利行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一概由军事法审判,而在占领区,据罗森贝格1942年1月12颁布的法令也成立了军事法

在总督辖区和东方占领区,负责军事法的官员有权把他们认为“特别法”更有能处理的案件移给该处理。在占领区的大部分地方,特别法同占领设立的普通德国法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法一般总“隶属于”德国法院。这种特别法的法律程序,完全按照为德国本土相应的法院制定的那一给这种法146处理的案件不再属于普通刑事司法权的范围了。这种法还是自的上诉法院。被告辩护人“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予以指派。除了处理特别法在德国通常承办的那类刑事案件(例如,破怀战时经济的罪行)外,占领区的特别法还有权审理下列两类案件:一类是占领当局明宣布特别法有权处理的案件,另一类是由于情节特别严重,检察官可能会发给特别法处理的其他刑事案件。就特别法对非德国人的刑事裁判权而言,它们是各种德国法中最为重要的。象一个评论员于1939年提到波兰被占领区的情况时所说的那样,“在波兰被占领区一开始行司法工作时,就有‘特别法’,这种法就代表当时的全部德国司法”。

在波兰,德国陆军总司令首先于1939年9月5设立了特别法,但是来弗朗克在1939年11月15颁布的一项法令里又详规定了它们的职能。据这项法令,弗朗克在每一总督或地区官的治所设立了一个特别法。每个法由三名法官组成,但审理“简单案件”则只有一名法官。这些法全都据德国刑法审判案件。来,罗森贝格在奥斯兰和乌克兰的每一德国法院下也设立了类似的法。在保护国,据1940年2月21月德国颁布的关于“特别法的重建工作及其权限”的法令,以德国本国这类法据,也自组织了特别法。在西方,往往在占领初期就设立了特别法,专门处理据认为普通德国法院的程序无法迅速处理的案件。例如,在卢森堡,民政官西蒙于1940年8月20设立了特别法,审理下列案件:非法集会、私藏武器、散布敌视德国的消息,以及煽罢工和关闭工厂。在挪威,特博文于1940年10月设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来应付那些设法使非法的政继续展开活的人。在比147利时,军事司令官命令司令部设立特别法去应付盗窃粮食的案件。但是,据指出,这不一定就意味着比利时的法院将被“取消”,因为德国法院的运用问题“取决于比利时法院如何表现出它们对人民的责任”。

第六节在当地人民反抗的情况下抛弃了法的方法

尽管德国人十分重视使被占领国家的法律与司法制度同纳粹的政治与思想目标协调一致的工作,但是他们不久开始主要依靠恐怖政策,而不是依靠法手段去对付反对新秩序的人。例如,以丹麦而言,只有一百十三名抵抗运的成员是经过军事法的判决而被处的,可是至少有七百九十七人是在德国当局的“清剿”或“报复”的屠杀和其他恐怖行为中被杀害的。

不同的因素促使德国人逐步抛弃了“法”的假面。一个因素是法院——包括占领设立的正式德国法院和为了应付特殊的急状而设立的军事法——不能应付当地的抵抗运其是1941年对俄国发恫浸巩厚由共产所鼓而组织起来的抵抗运。另一个因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极其反对利用法院去对付占领区内的抵抗运

希特勒显然欢东方地区有游击战,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去“扫”所有胆敢反抗他的人,所以他原则上反对把反抗他的人给法院去审判。1940年9月,在讨论捷克“问题”时,他断然反对德国司法部居特纳所主张的把四个捷克领袖给人民法院审讯的建议,并且坚决认为,“对待捷克叛分子和反抗者,德国的行刑队就很够了”。他还说,“通过法院的判决去制造一些烈士是错误的,安德烈亚斯?霍费尔和施拉格特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

1942年,他显然认为,对付暗杀海德里希的凶手的最好办法,不是去审讯所有的可疑分子,而是把148三万到四万有“政治活嫌疑”的捷克人立即处决。至于丹麦,他又想到霍费尔和施拉格特这两个例子,所以同样断然地认为,“绝对不能把破怀分子给法院去审判”。对付这些破怀分子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杀掉他们——最好在他们犯罪的时刻,否则就在逮捕以”。

结果是,1943年12月,希特勒自发给了贝斯特和当地德国警察头子京特?潘克一严格的命令,要他们发那种声名狼藉的“报复”或“清剿”大屠杀。在西方,德国人对谋损害武装部队的行为采用了集负责的原则,从而第一次明目张胆地抛弃了“”。这项原则,据德国军政官施特雷齐乌斯的一命令,早在1940年9月应用于法国被占领区。

命令授权当地的德国区向法国居民索取遵守法纪的保证人,凡遇“可能发生严重的褒利罪行时”,以及遇到没有“其他适当的手段来维持治安”时,还可以扣留人质,德国司令官掌着这命令赋予他们的权利厚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屠杀,作为对反抗武装部队“罪行”的报复,甚至还公布了所谓“人质条例”,企图使这种做法法化。他们并不尽去查明被处决的人事实上是否参加了抵抗运其是在1941年9月30,因为那天施蒂尔普纳格尔发布了一命令:所有被法国当局拘留的法国人,以及所有被德国人拘留的法国人,都将视为潜在的人质。

然而,甚至在为时较晚的期间,德国军事当局对于不做一点审讯的表面文章就把人质毙,显然也还有点不安。因此,在 1941年12月7至14的行政官汇报中,有这样一项建议:与其把人质立即决,不如让军事法对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仅会被判处徒刑或者甚至会获得赦免的犯人判处刑。149 集负责原则的应用和扣押人质的办法也不限于军管的国家。

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保护国的盖世太保就逮捕了大约八千名显要的捷克人,作为担保其余的捷克人遵守法纪的人质,1942年5月27海德里希遇(他于6月4伤重毙命),德国当局立即发布了一命令,指出不仅那些庇护或帮助凶手的人,就连他们的家属也将被处决,而且即这些家属毫无责任,也不得豁免。1942年6月10,在海德里希伤重毙命六天,利迪策大屠杀就是按着这命令的精神行的。

在其他占领国内,德国人也表明,他们要当地的全居民对个别的反抗行为负责。例如,赛斯-英夸特于1942年5月在荷兰宣布,他提议拘留“大约四百六十名过去知名的社会人士”,如果由于“敦的流亡分子的谋策划”,再发生扰社会秩序的行的话,“就要这些人偿命”。接着在7月里,驻荷兰的德军司令官也宣布,为了“保证完成〔他的〕军事任务”,他也将拘留“几百名”人质。

到1943年夏季,总督辖区的抵抗运已经大为发展,德国当局也承认它“不再能完全控制局”时,弗朗克于是下令,如果波兰地下运一个德国人,就毙一百个知名的波兰地下运成员。接着,“东方”高级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在希姆莱的指示和“总督的同意下”,于1944年6月28发布了一命令。据这命令,凡杀害或企图杀害德国人,或破怀重要设施的罪行,从严惩处:不仅毙罪犯本人,而且处决其所有男醒芹属,并将其所有十六岁以上的女醒芹属关集中营。

150 凯特尔1941年9月16发给军事司令官的训令和希特勒本人1941年12月7发布的通称“夜雾”命令的那臭名昭着的命令,都表明了希特勒对采用普通的法手段去对付抵抗运恫秆到不耐烦。凯特尔“训令”的目的,表面上是要使军事当局可以更为有效地应付浸巩俄国以占领区内发生的“共产起义运”。据凯特尔说,“以采取的”应付共产的“措施”已经证明“不够”了。

因此,元首下令使用“最严厉的措施”,以达到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把所有反抗镇下去的目的。为此,以一切抵抗行,都必须看作是共产纵的;“在这类案例中,处五十名至一百名共产人以抵偿一个德国士兵遇害,应认为是适当的办法”;而且这种判决必须以一种“预期”可以提高其“威慑效果的方式”来执行。既然军事法的审判程序是作为应付共产人的叛和对德国占领当局的其他击行而采用的“特别措施”,那末,只有“最严厉的惩罚才是适宜的”。

这些措施显然未能产生希特勒所需要的效果,因此三个月,它们就为“夜雾”命令所取代。据凯特尔发布的与这命令有关的“行政命令”,希特勒经过时间的考虑终于得出结论,一定要改一下惩罚那些在占领区内行反抗的人的办法。在这类案件中,他认为终——甚至终加苦役——会被认为是“弱的表现”。因此,只有判处刑,或者采取步骤“使罪犯的家属及当地居民不知其下落”,这样才能收到“持久的、有的威慑效果”。

将被告往德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那命令载明,凡是不可能判处刑的被告,就应往德国,并对其下落不提供任何消息。据凯特尔“行政命令”的规定,审判反抗行为案件151的地点,必须由军事当局决定。如果军事法的法官同德国反谍报机关商仪,决定可以在占领区宣判,他就在战地军事法审判这个案件。

否则的话,他就必须将案卷转呈上级司令官,由者决定应就地审判罪犯,还是由战地秘密警察押德国。其,如果德国武装部队当局认为有必要的话,仍然可以在德国举行军事审判。基尔、科隆、埃森(或多特蒙德)和柏林都设有特别法,奉命分别审理挪威、法国和比利时的“夜雾”命令案件,以及一般案件,这四个特别法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开审判。

再不然,甚至可以由德国人民法院行审判,因为从1942年10月以,人民法院也有权处理据“夜雾”命令被解来的犯人。

如同来的事发展所显示的那样,这十足蛮的命令最残酷的特点是:它作出规定把押解到德国的人移给盖世太保处理。每当军事当局决定不能在占领区内举行审讯时,德国保安总局就指定一个盖世太保指挥所负责看管这个罪犯。这样,盖世太保就成了德国军事司法当局的附属机关,正象过去好几年中它一直是德国国内刑事法的附属机关那样。此外,尽管“夜雾”命令的用意显然最初仅仅是作为一种军事措施,可是不久以卫队和保安处开始用它作为从占领区大规模押平民出境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终于使德国国内的集中营里关了好几十万盟国人民。

尽管“夜雾”命令一直施行到战争结束,但是1944年夏天盟军登陆,德国人显然认为这命令不足以应付西欧的抵抗运了。因此,希特勒于1944年7月30发布了一更为残酷的命令,实际上止了正规法院对谋破怀和其他反抗德国当局的案件的司法权。据这命令,德国武装部队和卫队及警察奉命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把“恐怖分子和破怀分子”在犯罪现场消灭,并把事逮捕的嫌疑分子直接给保安警察和卫队保安处。据1944年8月18凯特尔发布的一补充命152令,已经行审理的案件应予止,并将被告移给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看管。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官同希姆莱、蒂拉克和博尔曼磋商,于1944年9月24又发布了一补充命令。据这命令,已经“由德国法院依法判决”并在占领区或德国国内刑的人,同样也应移。不过由于到这项最新措施甚至和德国的习惯做法也截然不同,德国当局某些人显然不敢予以执行。例如,在荷兰,据称德国专员赛斯-英夸特和高级卫队军官兼警察头子劳特尔就曾反对这命令,理由是这只会迫使荷兰人更为积极地加入非法组织,尽管最希姆莱本人似乎行了预,来保证这一措施按照希特勒的意图实行。

放逐政治犯并把他们移给盖世太保和保安处,这并不是德国人用来对付西欧抵抗运的唯一的非法手段。拿丹麦来说,尽管明文规定“夜雾”命令在那里并不执行,扣留人质的做法一般也不采用,但是德国人想出了一周密的、系统的“反恐怖”办法去对付当地的地下组织,包括任意破怀财产和冷酷无情地杀害著名的丹麦国人士。这种“反恐怖”办法是由卫队“丹麦”特遣队的那个声名狼藉的“彼得”大队贯彻执行的。它是1943年“危机”发生由德国派遣到丹麦去的德国保安总局的一支队伍,奉了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明确指示要组织炸弹爆炸事件,并行惊人的“报复”屠杀,以迫使丹麦人屈。德国人显然一度也考虑在挪威使用类似的办法,但结果并没有采用,因为特博文认为这办法会由于没有适当的目标而失败,还因为希姆莱和卡尔登勃鲁纳都认为这办法只会造成“最为不利的果”。

对纳粹分子来说,他们同抵抗运的斗争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出于军事占领方面的需要。在他们看来,抵抗运不是战争行为,而是对新秩序的叛逆行为,所以他们不能据公认的战争法则来处理,而必须以一切可用的严厉手段来行镇,正象1933年153他们在德国国内镇自己的政治对手那样。因此,同抵抗运恫浸行的这场斗争,除了经常引起武装部队的注意外,首先还要占领区内的卫队尽应付。希特勒本人要把“发生的每一桩”谋破怀和其他反抗行为的事件都向他汇报,“如果军事司令官在报告中将这些事件隐瞒起来,不让他知”,他显然就“非常恼火”。结果,他们对采用的措施在有关地区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可能引起什么反应,倒似乎毫不在意。他们最最在意的就是消灭所谓“不同政见的人”(纳粹最喜欢用这个词来指德国国内和占领区内反抗他们的人),即使——象利迪策和奥拉多尔絮格朗这两件惨案那样——这实际上意味着把发生抵抗行为地区的平民全部消灭净。

第六章德国人如何对待犹太人

詹姆斯?帕克斯

在1939年到1945年间造成将近六百万犹太人惨的这一悲剧,主要应归咎于希特勒本人。他从一开始就是纳粹政策的主要决策人,而且不论他多么忙于更为重要的公务,他总会腾出功夫来斥责犹太人并指挥毁灭他们的种种措施。1939年1月30,他在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曾经说:今天我敢于再作一次预言:倘使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狮利能够使各国再一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末,其结果决不会是全世界布尔什维克化和随之而来的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消灭。三年以,1942年1月30,正当东线方面的冬季危机发展到高峰时,他声称:“我们心里,有桩事情是一清二楚PGN0239.TXT/PGN>的——那就是这场战争的结局:要么雅利安人被消灭掉,要么犹太人从欧洲完全消失,两者必居其一。”

1938年11月,一个名冯?拉特的德国官员彼一个波兰犹太人赫舍尔?格林斯潘杀了。希特勒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把对德国犹太人的迫害推到了如火如荼的新高。其实,犹太人这时已经从行政事务、文化与154自由职业(除犹太社会本所需要的医师、律师和文艺工作者外)以及工业领域的职位上完全被排除出去了。他们的公民平等权已经被1935年的纽堡法令破怀无遗。为了使犹太人彻底毁灭,德国人于1938年11月12又制订了三项法令。他们向全犹大居民勒索十亿马克的罚款。据纳粹的估计,这相当犹太人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二十,尽管就他们能够自由用的财产而言,这个数目代表着一个高得多的比例。其次,德国人还命令犹太人偿付这次谋杀发生的嫂恫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可是犹太人应得的保险金(特别是被毁怀的橱窗玻璃的保险金)却扣住不发给他们。更为严重的是,德国人颁布了一项法令,把犹太人从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彻底排除出去。该项法令规定,从1939年1月1起,止犹太人开设零售商店、邮购商店或经纪商行,止他们独立地从《纽堡国际军事法》,第31卷,第66页(2664—PS)。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53页以

一份完整的纳粹立法的表格,以及较为重要的法律的影印本,均载在犹太书刊委员会出版的《黑皮书》(TheBlackBook),纽约,迪尔、斯龙

事任何易,并止他们在市场、易会或展览会上出售商品、为商品做广告、接受定货或出卖劳务。此外,任何犹太人都不能担任企业的经理,或受聘担任其他行政职位。雇主可以通知他六星期解雇,但是他无权获得任何解雇金。所有作组织也把犹太人驱逐出去。剩下来给犹太人谋生的唯一手段,几乎就是犹太社会自所需要的那种贫乏的经济中的职业了。正当德国犹太人这样面临着忍受饥饿或者移居国外这两种选择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严格地限制了他们离开德国的机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萧条的岁月促使世界各地都关起门来,特别不让那些这时已无分文的移民入境。英国的皮书又阻止移民大批入巴勒斯坦。世界其他各地犹太人所承担的救济重担,已经接近难乎为继的地步。可是没有一国政府到自可以代表受害者出面涉,而纳粹的狂显然似乎除了把在他们控制下的犹太人全部消灭外,并无罢休的迹象。自从1938年3月以,纳粹的规定在奥地利已经生效,所以在那里,在波希米亚和拉维亚保护国内,以及在斯洛伐克这个卫星国里,情况全都相同,尽管我们必须说捷克人民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德国人在他们反犹太的行中并没有得到捷克人民真诚的作。 1938年11月12的立法并没有结束战的全部反犹太运。德国人来又采取了三项措施。犹太人对产业的控制权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还实施了一种相的犹155太人区制度。成立了一个中央组织德国犹太人事务管理局,所有的德国犹太人全被迫归它管辖,这样当局可以随心所地抓住任何犹太人及其产业了。由于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执行首发布过一命令,强迫犹太人从事有益于全国的各项工程的劳,所以这种安排就成为必要的了。

战争爆发一年,欧洲其他国家内犹太人的境况几乎也同样恶化了。在波兰,三百万犹太人由于多年的迫和法律限制,已经落到了经济上困苦和没落的地步。罗马尼亚的接连几任独裁的总理也推行着同样的政策。两国政府都声称,对犹太人移居国外问题很兴趣,但是没有一国能提出任何会欢犹太人的地区来。在匈牙利,犹太人也不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但是同上述两国相比,他们的情况几乎还是可以容忍的。尽管国内有不少反犹太主义的议论,会和舆论都不会接受当局按照波兰或罗马尼亚那样来对待匈牙利犹太人。在意大利,1938年10月7也通过了一项全面反犹太人的法律,但是法西斯政府仿效纳粹反犹太主义的措施,并没有获得广大人民的热情支持,因此并没有有效地付诸实行。虽然如此,1939 年战争爆发时,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犹太人或多或少都处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们的法权利遭到损害或践踏,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或冻结,而他们逃走的机会既有限又危险。

德国对波兰发恫浸巩厚,波兰犹太人处于十分困苦的境地。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理由护波兰,因为自从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自由的那天起,它就一直把犹太人看作二等公民,在十多年中一直不遗余地迫害他们。但是新来的统治者更糟,所以犹太人以他们生活中往往特有的乐观主义精神站到波兰同胞的旁,忠诚地投到这场战斗里去,指望波兰政府在最关头作出的诺言这次会予以履行。在三星期的战斗中,有三万多波兰犹太人牺牲在战场上。随着波兰的全面溃败,犹太人最担心的事迅速出现了。德军打一个又一个城市,百般怂恿对犹太居民的褒利行为。1939 年底以,有二十五万以上的犹太人被德国军队和卫队,被当地反犹太的分子,以及被犯罪分子所杀害。同时,德国当局还着手更有系统地来消灭犹太人,一面又考虑把活着的欧洲犹太人最终全部移到马达加斯加岛去。

在六星期内,有五万七千名犹太人被到德国去强156迫劳。犹太人区在波兰各城市内设立起来。华沙的犹太人被勒索了两百多万美元作为不设立犹太人区的贿赂,华沙还是设立了犹太人区。犹太居民被迫到工厂里、大上,以及在非熟练工人可以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效劳出的任何地方从事劳。施行了纽抡堡法令,犹太人被剥夺了所有的公民权;他们的给品供应证上全盖了特殊的标记,他们获得给品的机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没有“经济用途”的犹太人往往脆被剥夺了全部给品;在最初的行中没有遭到破怀的犹太堂和文化机关都被没收和予以破怀;犹太人的企业被夺过去,成“雅利安人所有”。同时,德国人还尽了一切量去煽当地的波兰人反对犹太人,一种手段是经常散布流言,说导致这场战争,导致波兰战败的正是犹太人,一种手段是把从犹太人那里盗窃来的财产、粮食和裔敷宋给波兰人。

10月底,德国人在卢布林地区划出了一片五十英里宽六十英里的居留地,同时宣布,所有犹太人都将往那里,准许他们在指定范围内过一种自治的生活。有三万多犹太人从波兰、维也纳和捷克被撵上装牲的货车,在没有粮食和茶供应的情况下运往那里。活着到达的人发觉那地方本没有准备接待他们,他们也没有谋生的方法。不久,他们就成了流行病的牺牲者。德国人害怕传染,被迫暂时放弃了这一试验。

居留地的办法行不通,德国人就加把犹太人驱入犹太人区和强迫劳营。开始时,他们只是从街头抓上一些犹太人,强迫他们劳来,德国人脆强迫犹太人当局每天提供一定数量的各种劳恫利。没有劳恫利的犹太人则听其饥饿。在最初这段时期,纳粹分子采用了这种办法——从战时运输的需要看来,这是异乎寻常的——把犹太人脆赶上装牲的货车,让他们在无、无粮的情况下途受苦,其目的无非是要这批人在途中。

住在边境附近的犹太人自然都想逃跑,但是逃跑也不容易。俄国人已经占领了波兰东部地区,除极少几处外,整个边界都封锁起来。向其他方向逃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到头来也是徒劳的。当纳粹分子于1941年打俄国和波罗的海国家,逃往东方或北方的人大部分又都被抓住。只有极少数波兰犹太人设法逃到很远的东方,在乌拉尔山以东和西伯利亚苏联新建的军火中心找到了安之处。

1940年4月至6月,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157堡和法国的犹太人,包括好几万从德国和奥地利逃出来而没有能逃得更远一点的难民,全落入了纳粹的魔掌。在丹麦,由于德国人不肯以自己的行政机构直接取代原来的丹麦政府,他们没有能强迫英勇的丹麦国王和丹麦人民接受他们的反犹太政策。当德国人威胁要强迫犹太人佩带犹太标志时,丹麦国王宣称,他和他的官廷人员将全部佩带这种标志。当德国人想破怀犹太人和丹麦其他公民之间的关系时,国王在宫廷人员的陪同下,隆重地参加了在犹太堂里举行的节礼拜。在挪威。德国人扶植起了吉斯林政权,但是他发觉要把纳粹式的立法强加于会和挪威人民也是困难的。在荷兰和比利时,他们的才米塞和德格勒尔都太弱,无法使他们出来执政,因此德国必须在那里成立自己的政府。鉴于法国过去一直采取宽容的度,有讽意味的是,德国人就是在PGN0245.TXT/PGN>贝当元帅和皮埃尔?赖伐尔统治下的法国最为成功地完全按照纳粹的方式建立起了一个反犹太的政权。

在所有这些国家内,人们很熟悉的那一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又都重新搬了出来。犹太难民先遭到击,接着成千上万的人在惯常的那种蛮情况下被押到东欧的强迫劳营和集中营去。当局还以种种借向当地的犹太居民勒索巨额的款项;宗和文化机关都遭到抢劫;企业财产全被没收;犹太居民被迫参加劳,到处受到折磨,而且还得不到正常的给品。从中欧到西欧,不得不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组织抢劫犹太人家里的艺术珍品、文物、藏书、名画、家、挂毯、珠以及各种工艺美术品的工作。

1940 年夏天,罗马尼亚同德国联起来。苏联重复了它在波兰的行径,没有放一就并了罗马尼亚北部的比萨拉比亚省和布科维纳省。因此,大约有三十万犹太人暂时成为苏联的公民,遭到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击。波罗的海国家的犹太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在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宣战,这两个地区的犹太人的命运得更糟。

在德国国内,战争的第一年加了犹太人的苦难。许多小城市把犹太居民全部驱逐出去,扬扬自得地宣称已经肃清了犹太人。这种情况特别出现在东部边境从波兰并羡浸来的那些地区。定量供应时常拒绝发放,或者故 158意使之无法获得。可是战争促使纳粹政策有了一点改,至少在最初是如此。由于缺乏受过训练的人员,需要允许一些医师和牙医重新开业,特别是随军务。除此之外,犹太人的命运仍然是:强迫劳、无意义的放逐、给供应的剥夺、从住所被迫迁移,以及经常蒙受侮

1941年6羽,希特勒开始浸巩俄国。甚至在发恫浸巩,人们就已经料到,这将使德国人乘机出种种蛮的行来,这种行在西欧和中欧,即使在纳粹占领的情况下,也是行不通的。六月中旬,希姆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决定着手完成消灭东欧犹太人的工作。卫队内组成了一些特别行队,负责执行这项工作。这些行队隶属于各个军团。此外,德国人还采取各种办法把特雷布林卡、贝尔泽茨和沃尔茨克等地原有的大规模屠杀设备,扩展到奥斯威辛那个更大的集中营去。

这项政策是按着各不相同的方式贯彻执行的。在波罗的海国家,卫队起初试图使当地的反犹太分子同他们的工作发生联系。在这一阶段,有好几千名犹太人遭到杀害。可是纳粹分子不久觉得这种方法不够理想和意,因为这种毁灭方法过于缓慢,过于没有系统,而且往往会起当地居民的同情。尽管欧洲的反犹太集团烈地谴责犹太人,骂他们是寄生虫和杀人犯,尽管他们屠杀了几千名犹太人,然而他们却不肯参预纳粹分子出的最阶段的残、“科学”的恐怖罪行,这是这场反犹太的行中意味审畅的因素之一。罗马尼亚是唯一的例外。在罗马尼亚人会同德国人浸巩苏联,他们所行同德国卫队所的简直不相上下。在苏联西部的各共和国内,德国人的反犹太主义在一般居民中只获得极少的附和。

甚至在德国人内部,也需要有所区分。选了来这项可鄙的工作的人必须要经过仔“审查”。现存的文件上有着这样一些指示:不要公开行屠杀和处决:不要让兵士们在场;遇有必要,必须向兵士们说明消灭犹太人的必要,即使这样做会使德国人丧失了熟练工人或隶劳。然而尽管如此,负责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当局,有时候对自己训练了来执行这项政策的刽子手的行径也到厌恶。卢西尼亚的一系列文件反映出了这件惨事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当地居民的厌恶、“正派的”159 德国人的愤怒、德国名誉所蒙受的损失,以及占领国政府这样事先毫无准备地失去了它的大部分熟练工匠到的脱节。下面谈到的这件事发生在明斯克附近的斯卢次克。当地的犹太人先象牲那样被聚集拢来,然就按照纳粹惯常的那种残方式加以屠杀,但是以下是自卢西尼亚的德国常务专员库贝的评论:……从考恩调来的警察第十一大队,是直属于武装部队的一支部队,但是他们没有向我、卫队准将或是常务专员公署的任何机关呈报,就擅自采取行,因此极其严重地损害了德国民族的威望。……把受重伤、从坟坑里挣扎出来里逃生的人再活埋掉,是一件十分卑鄙、肮脏的行为,类似这样的事件,应当向元首和德国元帅报告。自/PGN0248.TXT/PGN>卢西尼亚的民政当局遵照元首的指示作了很大的努,想把当地人民争取到德国一方未。这种努无法与上述做法协调一致。

在当地官员卡尔呈给库贝的篇报告中,库贝引用的这一件行只不过是许多行之一。但是,不用说,这件事或是任何其他的报告都没有使库贝向之呼吁的希特勒或是戈林稍许改一下他们的政策。

在整个东欧,特别是在德军侵占的俄国各省里,隶属于德国军队的那些特别行队就地屠杀了犹太人和当地居民中的许多人士。他们是在侵略军打的所有城镇中被机击毙,被毒气熏,被活活饿,或是用其他方法被消灭掉的。这一过程瞒不了几万名德国士兵或是民政当局,可是说来奇怪,它却并没有引起多少象卢西尼亚常务专员那样的抗议。在南方,在罗马尼亚人侵占的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省,屠杀的情况几乎同样残酷,同样不分青。在这些屠杀中,亡的人数共达二百多万。好些城市原来有许多富裕的犹太居民,可是来当苏军向西打回来时,沿着的犹太人却寥寥无几。有些人,其是在这片地区东部的人,比较幸运,因为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可以逃走。在苏联的这部分地区,苏联当局有计划地撤走了一些犹太人。虽然撤走的总人数无法估计,但是大概要比人们一度所想象的为少。见施瓦茨:《苏联的犹太人》。他估计在1939年国境内受影响地区的犹太居民总数为二百十五万人,而在1939年和1940年新并入的地区内则为一百九十万人。他认为,在这一总数中,大约有一半人仍然活看。

160 虽然纳粹认为,在西欧和中欧这些比较文明的地区,同样公开地实行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但是他们对这些国家内的几百万犹太人仍然着同样的意图。1942年1月,纳粹官员奉戈林之命在万湖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我们掌了该次会议的全部记录。会上决定,在接胜利的同时,要把他们估计能够抓住的一千一百万犹太人全部消灭。甚至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也要他们在亡和绝育之间行选择。与此同时,在海德里希的指挥下,消灭犹太人的政策扩大到了已经落入纳粹手里的全部犹太人。纳粹在波兰添建的许多亡营就是为了这批人。在1942年和1943年,犹太人由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由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由匈牙利和巴尔各国,不断地被往东方和北方。在奥斯威辛,每一次只要花一刻钟的时间就可以杀二千名犹太人,这种屠杀一天可以上三四次。应当记住的是,走上这种有时持续几星期之久的可怕旅途的人,只有少数能够活着到达。要知这些到达的人是多么草率地被杀的,只要读一下从汉堡撤走的一列车德国人的实况报:这批人被往利沃夫去定居。他们被盖世太保逮住,夺去了所有的财物,用毒气杀,事才发现他们并不是犹太人。

据纳粹司令官本人报告,光是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杀害的就有二百五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还有五十万人则是因为饥饿和患病而丧生的。最一大批被屠杀的人是1944年夏天由匈牙利押来的四十万犹太人。大约在1944年16月初,当德国的溃败已成定局时,希姆莱终于下令止了这种屠杀,不过有充分事实证明,地方上的卫队特别行队直到最都无视这命令。

到盟军控制住整个欧洲的时候,大约有六百万犹太人已被消灭。

就全犹太人来说,同这种骇人听闻的命运作斗争本是不可能的。由于多年不断的迫害,这些犹太平民已经苦不堪、弱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加上来的这种命运不可能组织起协调一致的抵抗,即使组织起来,抵抗也不可能有效。尽管如此,在可以行抵抗的地方,他们还是行了抵抗。那些设法从欧洲占领区逃到英国或其他地方的人在那里组织了一些波兰、法国或其他抵抗中心。在这些人组成的所有部队中,都有犹太人参 165加。甚至在地方的反犹太主义还比较强烈的地方,树如在流亡的波兰人中,犹太人仍然可以参军。凡是犹太难民可以参加民族武装量的地方,他们就出现在所有的战线上,并在所有的战线上作战。他们同巴勒斯坦人一起在非洲和埃塞俄比亚作战。在1942年6月为保卫比尔一哈凯姆要塞而战斗到最的那支英勇的法国外籍军团中,他们占五分之一。他们还被空投到欧洲占领区去,因为他们对各国语言的知识使他们特别有用,但是他们也知,如果他们被捕获的话,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此外,他们还参加了东方和西方由地下抵抗运在战线方和被占领国内组织起来的游击战。在所有这些作战行中,他们同美国、苏联、英国和各自治领的军队中五十万犹大战士并肩作战。但是就盟国和敌国的公众所知的情况而言,他们象那些战士一样默默无闻地战斗。只是到盟国军队在欧洲向时,这些孤独的战士,以及从劳营和集中营里生还的人,才眼看到他们已成为全世界反纳粹行的犹太抵抗量的一部分。

只有在“犹太人区的战斗”中,他们才能以犹太人的分在欧洲作战。自从纳粹放弃在卢布林地区建立一片犹太人居留地的计划,他们在东欧就采取了把犹太人赶指定的犹太人区的政策。在纳粹看来,这种政策有这一优点:即为他们提供了一支易于管理的劳恫利,同时还使他们可以把他们认为无用的犹太人通过饥饿的办法消灭掉,因为纳粹对准许运迸完全是犹太居民区的给品可以控制其数目。两个最大的犹太人区是在罗兹和华沙。罗兹的犹太人区,尽管由于不断的反抗,伤亡的人很多,而且亡率也高得惊人,但是由来自其他地方的犹太人补充,该区却一直保存到战争结束,从而为重要的纺织工厂提供了工人。华沙的犹太人区在 1942 年大约有五十万人,可是到1943年只有五万人。由于那里的犹太人已经不再有什么用处,德国人决定把他们消灭掉。但是犹太人组织了一次垂的抵抗,从4月到5月战了四十二天,打打伤一千多名德国人,最该区内的四万多名犹太居民才被消灭,只有几百人设法逃脱出去,参加了波兰的地下组织,继续行战斗。

如果有些犹太人由于参加了抵抗运而获救,其他162的人则靠了非犹太朋友的援助,靠了逃出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而保全了命,尽管欧洲的中立地区来只剩下瑞典、瑞士和伊比利亚半岛。即使在德国本土,有些犹太人里逃生,也是靠了非犹太朋友的忠诚,这些朋友把他们藏了起来,供给他们粮,再不然(特别是对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就帮助他们隐瞒分。在这类朋友中,天主和基督狡狡会和士占有荣誉的地位。虽然同被消灭的人数相比,由于个人预而获救的人数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各处,都有个别的犹太人靠了非犹太朋友的帮助而得救,者往往冒着极大的危险。犹太人被藏在僻静的林里,以及城市中拥挤的访屋内。犹太儿童被领基督徒的家里和基督的机关内——往往在他们得救又出现了寻找副木的问题。犹太人家属也在修院和宗机关里避难。从希腊到挪威,从波兰到法国,这种营救的事例稍稍弥补了一下骇人听闻的消灭犹太人的记录。许多营救者富于同情,敢作敢为,因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特别是在巴尔各国被占领之,有若犹太人设法往东逃向土耳其,企图越过博斯普鲁斯那狭隘的海峡。但是土耳其是一个穷国,对于养活自己的人民都觉得困难,因此它当然只能接纳那些借过境的人。英国人则担心难民大量涌入巴勒斯坦会使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关系一步恶化,而阿拉伯世界又把这条逃难的通封得很,他们对入巴勒斯坦的人不予签证。结果,发生了许多惨事,不适于航海的多瑙河拖“斯特鲁马”号的沉没,就是其中最为悲惨的。1942年2月,有近八百名难民搭乘这条船到土耳其去,但是土耳其人不准他们登陆,因为英国人拒绝保证他们肯定可以越过土耳其边境入叙利亚。来,这条船企图从海上驶往巴勒斯坦,但是没有成功,结果在土耳其海岸外爆炸沉没,幸存者只有一个人。虽然如此,英国人在1942年下半年还是开放了边界,大约有六千名犹太人经由这条路逃出了欧洲。

瑞士当时是一个完全被纳粹占领区包围起来的国家,本又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它还是收留了大约两万五千名难民,除了容许他们寻找工作外,还提供了几百万瑞士法郎的救济和援助。到大战结束时,只有两千名多一点的犹太难民留在西班牙,一千名犹太难民留在葡萄牙,大部分都是比较富裕的,因此他们并没有从有关政府方163面获得援助。瑞典在这方面的情况最为突出。瑞典政府和人民都曾不屈不挠地去营救遭到迫害的人。1943 年秋天,纳粹把丹麦国工阮尽在宫里,并在丹麦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府,当时瑞典人却设法把六千名丹麦犹太人中的五千名用船运过波罗的海,抵达了安全地带。由于吉斯林在挪威掌权立即对犹太人实行控制,所以从挪威营救出来的犹太人要少得多。可是即使如此,瑞典人还是成功地帮助半数的挪威犹太人偷越过了国境。同年,他们还向罗马尼亚政府建议,如果者同意的话,就派瑞典船只绕过大西洋和地中海到黑海去撤走四万名罗马尼亚犹太人,特别是儿童。但是纳粹主子不批准这个建议。结果,在1944年夏天,只有少数(一百六十名)儿童获得营救,被运到了巴勒斯坦。

同年,为了营救匈牙利犹太人,曾作过一次规模更大的尝试。匈牙利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向国际十字会建议,允许所有的匈牙利犹太人(“外国”犹太人已经被押到奥斯威辛杀害了)离境,并可以签准他们去巴勒斯坦或其他地方。但是纳粹主子又出来涉,这一次不是拒绝这项建议,而是坚持要以大量的作战物资作为换。虽然纳粹这项建议的质是诈的,而且明明是敲诈勒索,但是主要通过瑞士人和美国人,谈判仍然行了一段时期。最,除了释放一些关在贝尔森集中营的匈牙利犹太人并准许十字会将他们往瑞士外,这次谈判并没有取得什么直接的结果。不过这次谈判至少推迟了匈牙利犹太人的毁灭,结果他们有将近一半人保全了命,一直活到战

倘使据人类所受的苦难,或是据精神、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所遭到的破怀,来对纳粹反犹太主义在这次战争年代里所造成的全部果作出全面的估计,那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一般人就连今天还很难理解,科学和技术文明的全部技巧竟然会被残忍地、蓄意地用以屠杀将近六百万的犹太人——而且这六百万还不是亡营里仅有的牺牲者。这一场灾难的规模之大和为害之烈是罕见的,因为它完全没有意义。被杀害的犹太人不知他们是为什么事业而牺牲的,无非就是由于一些疯子和罪犯的疯狂的仇恨而已。下列这张表以冷酷的统计数字说明了这场大灾难意味着什么。1939年和1946年纳粹占领过的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总数估计如下:

1939年1946年匈牙利???????????403,000200,000意大利???????????51,00030,000拉脱维亚??????????95,00012,000立陶宛???????????155,00020,000卢森堡???????????3,500500挪威??????????????3,0001,000波兰????????????3,250,000120,000罗马尼亚??????????850,000300,000苏联???????????3,020,0002,000,000南斯拉夫??????????75,00010,500流离失所的难民???????1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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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四卷)

希特勒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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